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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高守良享有的诉讼权利，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，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控：2012年至2018年间，被告人高守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，利用其先后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、理事会副主任、理事长的职务便利，索取、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数额特别巨大，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；2012年3月，利用其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、理事会副主任的职务便利，骗取公共财物，数额巨大；其财产、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，差额特别巨大，不能说明来源，依法应当以受贿罪、贪污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这两份研究报告透露了什么？重量化，重效率《上市审核研究报告》开头便点明，在美国及中国香港地区等资本市场，IPO 新股的发行上市实行“注册制”。然而，其发行上市审核并非简单的“登记生效制”或“备案制”，也要经历监管机构及交易所的严格审核。关于“注册制”，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2月27日表示，“大家前期比较担心的是科创板既然实施了注册制，是不是意味着大量企业可以比较宽松地上市。我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创板还是有严格的相应标准和相应程序，不是说随便谁想上市就可以上市的。”

另外，90后们也更偏爱自由开放的企业文化。在调查中，有73%的受访者赞同“开放自由、相对宽松”是理想的企业文化。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90后，信奉共享精神，除了对文化的强烈认同，感受到足够的尊重，其他因素很难使他们产生高敬业度。BAT们靠什么打动人心？

赵鹏想把BOSS直聘带上市，等企业“健壮”后，他还有三件事要做：1，读一个文化人类学博士，理由是——“人多有意思啊，我们除了不明白自己，什么都想明白”；2，做一个纪录片，主题是“大河是怎么死的”，理由是——“很多河都死了，我老家的母亲河也死了，这么大一条河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”；3，做一个老年人看护机器人，理由是——“久病床前无孝子，重复性劳动特别消耗”。

这是从我内心状态出发的，因为工程师经常加班，有时候回到家已经深夜一两点，即使面对老婆，还是觉得自己的内心世界无法完全敞开，找不到一个可以清楚沟通、有共鸣的倾诉对象。但恰恰在线上虚拟世界中，你也许可以找到这种共鸣感。试想一下，到了晚上你们打开微信，有多少人能够找到3个无缝聊天的好友？所以我认为孤独感会伴随一个人的一生，不可能永远解决，但是可以有所缓解。

尽管看似放弃了很多短期利益，但BOSS直聘还是顺利地实现了盈利。2017年11月，BOSS直聘首次月度盈利。从此以后，赵鹏感觉“能靠自己活着了”。考虑到这是一家内部不设立KPI的公司，它的高速成长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。赵鹏承认，没有KPI制度，公司里一定会有人“摸鱼”。但没有混沌就没有自由度，如果所有人都被绑在KPI这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上，那这部机器很可能走着走着就被淘汰了。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，赵鹏说，创业公司需要混沌。